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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11选5人工计划:财新网:“区伯嫖娼案”真相仍成谜 陈检罗“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注册就送钱的网站  发表时间:2018-06-06 12:10

  【财新网】(记者 赵复多)自3月26日“广州区伯”区少坤在长沙被当地警方以嫖娼名义抓获已经两周,社会公众重心也从这位监督公车私用的名人是否私德有亏,转移至警方是否钓鱼执法,但目前事实真相仍然扑朔迷离,一位被网友人肉搜索发现很可能有长沙“国保”警察身份的嫖娼事件当事人,已经被其同事证实失联一个星期。

  3月29日零时许,长沙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长沙警事 发布消息,3月26日晚23时许,天心公安分局新开铺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在辖区竹塘路某酒店客房内有人从事卖淫嫖娼活动,民警迅速到现场进行查处,当场抓获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两对违法嫌疑人,其中包罗一名62岁的广州男性区某。

  区某很快被证实为有“全国监督公车私用第一人”之称的广州名人区少坤,他被长沙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4月2日凌晨,区少坤获释,他否认嫖娼,自称被一名陈姓老板“设局陷害”。

  区少坤向媒体介绍,3月24日,他同珠海朋友小王、湖南朋友小彭等到湖南游玩。小王的朋友陈老板于26日下午邀请其下榻湘府国际大酒店,并安排了当晚的饭局,其后发生了他“嫖娼未遂被抓”事件,被抓前小姐称“陈老板”已经支付了嫖资。

  “陈老板”在饭局上出示的名片显示其全名陈佳罗,是长沙腾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长沙腾创)总经理。但随着“区伯”事件持续发酵,有网友爆料称,陈佳罗真名实为陈检罗,系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四大队队长,并担任有长沙万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等职务,网上还流出陈佳罗和陈检罗的对比照片和个人信息截图。

  财新记者在长沙的调查显示,陈检罗确实不仅有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四大队队长的身份,同时身兼长沙万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万兆投资)、潇湘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潇湘通)、湖南和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湖南和嘉)三个公司总经理(经理)职务于一身,且这三家公司均与长沙腾创有密切关联。但是目前长沙警方仍然拒绝承认陈检罗与陈佳罗为同一人,亦拒绝透露陈检罗当前状态。

  潇湘通公司的一位刘姓负责人向财新记者证实,网上热传的陈检罗和陈佳罗对比图片,确为潇湘通的董事和总经理陈检罗,但目前单位的人也不知其具体去向。

  “陈总现在联系不上。”他说,最后一次见到陈检罗是上周四(4月2日),也就是区伯获释当天,“他说要出差去了,没说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据刘先生称,陈检罗此前天天在潇湘通上班,“他是管理公司全盘工作的总经理,不在这上班有些事情也不好处理”。

  刘先生当着记者的面拨打了陈检罗的手机,显示无法接通。在记者要求下,他出示了陈的电话号码,正是“13707496399”。

  该号码与之前被网友曝光的一则招聘启事中的长沙市国保支队“陈队长”相同。经记者查实,该招聘题为《长沙市国保支队招聘临聘人员》,2013年3月26日发布于湖南警察学院就业信息网,目前仍然可查。

  此前,在区伯被释当天,网上即流出一张关于陈检罗的信息查询网页,显示其身份为长沙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四大队队长,并附有照片。区伯以及参加饭局的杨某均对媒体确认,照片上的人正是当晚一起吃饭的“陈老板”陈佳罗。

  “陈佳罗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知道陈检罗。”潇湘通的刘先生表示,他们也注意到了网上关于陈检罗的说法,但他对陈总是否有公安身份毫不知情,“网上不是也有人说(两人)身份证号不一样吗,陈佳罗生日是73年的,我们陈总是71年,这个怎么回事我们也搞不清。”

  刘先生介绍,潇湘通是由长沙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与湖南和嘉两家公司合资成立,工作人员均为两家派出,他是长沙市公交总公司派出的,而陈检罗则是以湖南和嘉总经理的身份担任潇湘通的总经理,“负责潇湘通的全盘工作”。

  刘先生告诉财新记者,潇湘通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做驾照培训的管理平台,驾校学员使用它“计时计程”,录入培训情况,潇湘通则向驾校收取平台系统的使用费,现在长沙所有的驾校都必须使用这个平台,如果驾校学员不达到规定的学时,就不能参加驾照考试。

  “我们做这个业务是按照交通部和公安部的文件执行的。”他说,“我们2014年9月27日中标,今年1月1日开始试运行,是国资委和交通局批准的,整个过程合规合法,不存在什么问题。”

  工商资料显示,陈检罗还担任长沙万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执行董事和总经理。从股权关系上,万兆投资为湖南和嘉的股东,湖南和嘉则是潇湘通的股东。陈检罗在这三家公司都担任总经理(经理)职务。

  万兆投资与湖南和嘉在网上公开的联系电话和办公地点均重合,但财新记者两次探访该地,并未发现有任何公司标志,只有一扇需指纹验证的白色卷帘门紧紧关闭。长沙万兆在工商注册信息中留下的住所,现为一家租车公司,并无万兆投资的任何痕迹,附近住户也不知情。

  万兆投资、湖南和嘉、潇湘通三公司均有关联信息指向长沙腾创。潇湘通官网明确显示,腾创是其“唯一指定运营机构”,潇湘通“独家授权长沙腾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整体运营”,长沙腾创在前程无忧等网站的多则招聘信息中,均称其网站地址为www.xiaoxiangtong.com(潇湘通拼音)。

  综合工商资料、招聘、黄页等公开信息,长沙腾创的地址也多次与万兆投资、湖南和嘉两公司重合,长沙腾创在工商信息中登记的住所则与湖南和嘉一致。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地基本为老旧民宅,门内无人响应,周围亦没有挂牌的公司,附近居民也不知道此处有公司存在。

  长沙腾创究竟在哪儿?据“陈老板”在饭局上出示的名片显示,其公司地址位于“长沙市车站北路凯旋国际B座1501”,财新记者寻访发现,凯旋国际B栋的实际位置并非车站北路而是车站中路,此处确有一家挂牌的“长沙腾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办公区空荡无人,铁门上布满尘土,据该层其他公司人士称,此处很久没见人进出。

  财新根据网传的陈佳罗名片,拨打其上长沙腾创的座机号码,有一名年轻女性接听,一听到“腾创”二字即立刻挂断。

  而对于陈检罗目前的状况,长沙当地人士有两种说法,一说他目前已经被调离,一说他正在关禁闭、接受调查。财新记者就此到长沙市公安局要求采访,但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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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專訊】李光耀辭世標誌着新加坡李光耀時代的終結。無論世人如何評價他以及他一手創建的新加坡模式,都必須承認:李光耀和歷屆新加坡政府在絕大多數新加坡民眾心目中享有極高的威信。民衆對政府的信任是新加坡模式可以長期有效運作不可或缺的保障,而這種信任的建立和長期維繫是不可能單靠鐵腕政治和對異見的打壓得到的。那麼這種信任源於何處?香港政治又可從中得到怎樣的啓示?

  5點啟示

  第一,有認受性。李光耀雖然被批評為專制,但他其實是民選的總理。他在第一次新加坡自治大選中通過選舉上台,其後也一直堅持選舉制度。他既篤信精英制度,亦明白領袖和政府的合法性需要透過程序顯示。新加坡每5年進行一次議會選舉,獲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擁有執政權,黨領袖成為總理。儘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但它的執政每次都是經過人民授權的。香港回歸以來,一直沒有建立一個具有認受性的政府。3屆政府都是出自小圈子選舉,認受性在程序上就已經有先天缺陷。如果政府再無所作為,那麼認受性從何而談?

  第二,既要有遠見又要有切實的階段性進展。李光耀認為領袖和政府的成功不僅在於能夠平衡各方利益、為民眾解決問題、帶給盡可能多數的國民更好的生活水平和安穩的社會環境,而更加在於能夠不斷引領民眾放眼更高更遠更好的前景,並朝着那個方向持續不斷地取得一個又一個階段的成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從建國初期就開始克服無數現實困難,建設花園城市國家。此規劃和實施着眼的不僅是良好的環境會大大利於吸引境外的投資和人才,還有新加坡民眾在建設和保持花園國家的過程中生活環境和文明程度得到大步有效的提升。民衆在切實的進步中不斷增加對政府的信心。反觀香港,回歸之後,形勢大好。但有特首描繪了「高瞻遠矚」的藍圖,最後卻淪為利益輸送和地產商撈錢的工具;有特首徒有令人羡慕的高人望,卻只是抱着打好這份工的平庸心態。

  第三,敢於和不同意見辯論。李光耀相信言論自由絕對不能妨礙國家穩定,因而新加坡的媒體處於嚴格的監管之下。但是新加坡畢竟是開放的國家,無法封鎖外來的聲音。新加坡政府不但要面對可控制的國內傳媒,更要面對不受控制的國外傳媒。李光耀既沒有對外來批評一封了之,也不當縮頭烏龜,而是勇於辯論。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是,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刊登文章,批評李光耀治國不當。李光耀不是在國內開記者招待會駁斥了事,而是跑到英國去要求和對方電視辯論。最後英國記者避戰了事,再不寫批評李光耀的文章。李光耀頗為自豪地說:「(當別人指摘我們錯的時候)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再尊重我們」。反視香港,政改到現在,政府高官一直不肯與反對派辯論:原先承諾的討論平台不見蹤影;政務司長多次下選區也不過是單方面的宣傳和問答大會;陳弘毅教授提出的電視辯論,政府中人沒有一個敢應戰。

  第四,最大限度地吸納精英人才。李光耀強調政府要有成效就必須確保能幹、肯幹、實幹的人才進入政府,並令他們保持工作熱情和敬業精神。為此,需要盡攬人才,委任最出色最實幹的人掌管最重要的部門。新加坡能做到這點當然和相關制度分不開,但李光耀令人折服的政治智慧和領袖魅力顯然也是重要因素。再看香港,從一開始就否定了民主派精英參與管治的可能。現在更是任人唯親,黨同伐異,把大批精英推到反面,連政通人和都未能做到,遑論盡攬精英。

  第五,廉潔自律。儒家傳統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李光耀深信要維持民眾對政府寶貴的信任,就沒有比保持政府領袖和公職人員的廉潔和正面形象更為重要的。新加坡建立了高薪養廉制度,強有力的反腐機構和嚴厲的懲腐法律。李光耀本人更是私德無暇,家庭和睦有愛。反看香港,前特首正被廉政公署調查,前後兩個政務司長一個因「貪欲」而被繩之於法,一個因桃色事件而敗選。現任特首先有僭建醜聞,再有400萬英鎊利益無申報,就連家事也紛紛攘攘。其挑選的高官更是接二連三地因各種醜聞而辭職。如此形象,如何取得民衆信任?

  2015年4月1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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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不少网友到我这里留言,希望我对毕福剑饭桌上骂“老逼养”的说两句,其中几位更是有激将和逼我出手的意思,例如一位留言道:杨恒均先生,毕福剑被央视通报批评,停播四天节目,估计工作都可能不保,危险啊,可你竟然不管不问,你整天在干嘛吗?该出手时不出手!

  这话真的激怒了我,很想回复他:真想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十几年前从体制内自动退出,每天都干着这事,每时都应该比毕姥爷更“危险”,你竟然没有看到?——当然我没有这样回复,像无数次忍不住想回复最终还是咽下去了一样。

  不过,毕姥爷的事倒不妨说几句。毕姥爷酒桌上助兴,真情流露,实在令老杨头佩服,也有点喜欢上这哥们了。其次,酒桌上的即兴被偷拍下来公布在网络上,不可取,任何以此为证据来惩罚毕姥爷的做法都实际上助长了告密之风,对目前互信本来极低的中国社会弊大于利。最后也应该提一下,饭桌虽是隐私之地,但饭桌上外国人不少,对于体制内人员来说,实在不能算是“个人聚会”。央视可能会抓住这点对付毕姥爷,强调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不宜对过往以及现任领导人评头论足的规定,这个规定很多西方国家都有,或明文或无形,但对体制外民众并不适用。

  现在回头看看毕姥爷“危险”在哪里,为啥需要我出手呐喊吧。毕姥爷虽然早就是大名人,但除了和赵本山合演的那个小品外,其它在央视的节目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这次酒桌谈笑被放上网,让我第一次多看了一眼这位体制内央视的大名人。说他处境危险想声援的主要指央视可能会停播他的节目、冷藏他甚至“开除”他。于是这些人就开始“声援”,殊不知,你越声援,说明他那段调侃影响越大(严重),他被处理的可能性就越大。

  其次,毕姥爷可能触犯了体制内工作人员的纪律,但并不犯法,所以,最严重的处理也就是停播节目、冷藏或者“开除”,认为这对他很不公正的人,首先认定央视工作对毕姥爷是莫大的荣誉和机会,没有央视就没有毕姥爷的今天。这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不是有一个央视播音员说过“放一条狗到央视也能出名”吗。问题是,如果因为说了真心话而被处理与开除,真比一直呆在央视对他更不公正,更危险吗?这些欣赏毕姥爷讲真话并想帮助他的网友,第一时间却希望他能继续留在央视屏幕上,有这么精神分裂的?

  毕姥爷年纪也不小了,钱和名应该也都不缺了,我倒觉得,如果央视和当局不能正视这个问题,硬要因为一次饭局上的调侃而处理他,受损的是央视与当局而不是毕姥爷。对于毕姥爷,说个不好听的话,很可能反倒是成全了他。就凭他现在在央视的那几个节目,主持到他慢慢变老,又真有多大的社会意义?换了别人,那样垄断的电视台,照样会有收视率和观众。央视退休的大腕多了去,过几年还有谁能记得他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姥爷是否被处理,并不是他的“危机”与“危险”,而是央视和当局应该面对的。毕姥爷面临的既不是“危机”也没有什么“危险”。对于毕姥爷,你在体制内这么久,很可能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真情流露让你赢得更多的社会甚至历史意义:中国需要真话,需要真情,你在央视一辈子兢兢业业,按部就班地娱乐大众更愉悦领导,有什么G8意思?不如在功成名就之后,给青年人,给社会,也给这个国家树立一个样本:就是要讲真话——不管真话是对是错,有人喜欢有人反感,但,你讲出来就是对的。如果真有“老逼养”的让你父亲和家人受苦了,你说出来有什么不对?难道做儿子的还要为害惨自己父亲的人歌功颂德?这还是人吗?!

  至于那些跑过来激将我的网友,你们也要跳出央视的迷思,跳出体制加给你们思想上的枷锁。昨天共识网上有一篇文章有点意思,标题叫“赫鲁晓夫,杨教主,毕姥爷”。文章提到,一些“普世派”和所谓追求民主的人士,看到憋了一辈子的毕姥爷爆出一句粗口,几乎要顶礼膜拜了,而十几年前自愿退出体制,写了一千万字的“杨教主”却成了众矢之的……

  我在想,如果我一直留在体制内,多说几年假话,多欺瞒几次百姓、多赚几天肮脏钱,名声可能没有毕姥爷大,但权力应该不比他小,到那时我突然吃饭时流露出一两句真心话,而不是现在东躲西藏地写了近千万字,会不会能得到你们更多的尊重呢?

  我的结论是:毕姥爷饭桌调侃没有那么严重,如果央视如临大敌地对付毕福剑,很可能让央视甚至社会陷入一场真正的危机;而如果他们真要那么做,对毕姥爷也没有那么严重,很可能让我们和社会得到一位说真话的有影响力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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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亮

  4月6日,福建省漳州市古雷石化厂的PX项目(对二甲苯)发生爆炸和起火事故,造成多人受伤,并引发附近民众的极度恐慌。这个项目原本选址厦门,但因为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而未能落地。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类似项目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PX项目是典型的“毗邻设施”。这类设施还包括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污水处理厂、电视信号基站、化工厂、核电站等。它们的特征是:全社会成员可以从中受益,但当地居民却承受着可能的风险。因此,在不同地理区位的社会成员之间,毗邻设施的风险与收益的分配是不对称的,当地民众的强力抵制也就很容易理解。

  除了环境和健康领域的毗邻设施,社会性或宗教性的毗邻设施也会引发争端。比如,不久前新加坡的地产商计划在一处居民区兴建骨灰安置处,附近居民或担心房价下跌,或害怕“有鬼”,纷纷要求退出购房计划,当地政府不得不出面澄清。

  对于这些毗邻设施,人们倾向于说“不要放在我家的后院”(NIMBY,not in my backyard)。随着人们教育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参政议政意识的觉醒,民众对于毗邻设施的意见表达越来越强烈。

  如果不对民众进行充分的解释、完善的补偿,毗邻设施极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那么,如何公开信息、推动公众参与,使民众与政府通过协商解决毗邻设施的选址与补偿问题?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出了一些答案。

  民众为何抗议?如何抗议?

  当居民对环境污染和健康威胁等的忧虑越来越强时,他们会谋求通过各种方式的抗议,来阻止政府和企业的既定行为。环境抗议政治学就是研究为什么有些地区的民众会选择抗议,民众如何抗议,为什么有些抗议会取得成功,以及政府该如何应对抗议。

  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都会导致民众抗议。西南财经大学的邓燕华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国斌在2007年对122位人士的访谈发现,中国农民的环境抗争是有条件的,其抗争行为依存于特定的情境。如果环境威胁及其恶果被用形象化的框架表达出来,那么农民就会抗议污染风险。但当污染很严重时,农民则会诉诸“曲线救国”的政治策略,借助其他关联问题(如土地侵占)来绕道解决环境问题。不过,如果污染是其他村民造成的,农民则会因为宗亲关系和经济依赖的掣肘,而选择保持沉默。

  至于抗议的方式,香港两位学者(Lang & Xu)对北京六里屯、广州番禺和吴江平望镇三地的比较案例研究显示,当地民众针对政府兴建垃圾焚烧厂的抗议行动,都导致了项目被取消或无限期推迟。但是,三地的抗议成功,却取决于它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北京和广州的居民依靠科学界、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联合力量,使抗议大获成功;吴江民众则通过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使无力驾驭的当地政府不得不屈服。

  同样以北京和广州垃圾焚烧厂的为例,香港城市大学的Thomas Johnson发现,民众的抗争策略在不断调整。他们“自学成才”而成为环境专家,密切联系环境专家和非营利组织,将他们对垃圾焚烧厂的个人恩怨上升到全社会共同关切的高度,并逐渐从狭隘的毗邻主义转向更泛化的公共利益诉求。

  香港城市大学的李万新等学者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厦门PX项目和云南怒江水电站三个案例的研究显示,民众通过联系和动员,逼迫政府放弃原来的规划,取得了抗议的胜利。

  但是,由于缺少一个正式而统一的制度框架,政府不得不硬着头皮,一事一议地被动解决群体性事件。如何通过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使政府积极主动地吸纳民意,是政府公共治理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Li, Liu, & Li, 2012)。

  互联网构建的公共空间,为民众抗议毗邻设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厦门和广州番禺的环境抗争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为群体事件的酝酿和组织提供了信息扩散、议题讨论、资源动员和外援介入等多种功能,使线上热议转为线下行动。但另一方面,政府对互联网的审查和对媒体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网络抗争的作用(R. Huang & Yip, 2012)。

  民众接受毗邻设施的可能性

  毗邻设施并非不可以兴建,实际上民众在适当条件下也会接受。

  对江苏省两个垃圾焚烧项目选址附近的148位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支持垃圾焚烧,只是希望项目不要建在其邻近区域,因为民众最担心垃圾焚烧厂的环境污染问题。但公平的安置方案则可以安抚居民,如果政府能够充分披露信息和畅通渠道,严格监测废气排放,并灵活解决纠纷,那么民众的接受度会显著提高(Y. Huang, Ning, Zhang, & Fei, 2015)。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风力发电领域。清华大学的郭跃等人对甘肃省酒泉市的698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考察民众对风力发电的接受度。他们的研究发现很有趣:当地民众对风力发电的态度是暧昧的,即“不要在我家后院,但也不要太过远离我”。

  如果风力发电厂建在自己所在的村庄或社区,那么居民的接受度最低。但如果风力发电厂建在居民所在的县或市,那么他们的接受度最高。但是,居民也不希望风力发电厂建在国内其他省或省内其他市,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无法从中获益。

  他们的调查还发现,经济收益(如就业)和环境成本(如噪音)是民众最关心的两大因素。如果政府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公开信息,并审慎选址和运营,并让当地民众充分参与并尽可能地获益,那么当地民众就很有可能会接受风力发电厂的建设。

  如何破解毗邻设施的问题?

  上述研究表明,毗邻设施不只是在哪里选址落地的问题,也包括以何种方式进行信息公开和协调的问题。

  如果一个地方的民众抗议强烈,且有能力动员各种资源而获得抗争成功,却导致毗邻设施在另一个反应不那么强烈的地方落地,那么这种设施转移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而只是使其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并为另一场危机埋下了伏笔。

  更为重要的是,毗邻设施最终落地的地区的居民往往相对弱势,因为那里民众的知识程度、收入水平、信息渠道和社会关系,都不足以帮助他们抵制政府和企业的强力推进,不得不承受由此产生的环境威胁和健康风险。

  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对项目选址地区的居民进行补偿,来解决不同社区之间的冲突。在确定补偿额及分配机制时,可以设计补偿拍卖机制。这既要考虑效率和成本收益,更需要兼顾社会公平(Quah & Yong, 2008)。

  在项目选址方面,政府应充分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因素,避免矛盾激化而不可收场。政府不应“先斩后奏”,不经过公开论证和协商就“霸王硬上弓”,贸然选址和上马项目。

  更为重要的是,能否建立一个有效的公众参与规则体系,达到信息畅通、专家指导、民众参与、媒体监督、政府响应的合作态势(Johnson, 2010)。

  关键的一点是确立法治,将法律作为最终的底线,确保纠纷解决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而不至于引发暴力和社会冲突。一旦进入正式规则拟定下的公众参与机制,就会有利于问题的理性解决。

  毗邻设施落地问题的解决,依靠的是政府的公开和民众的有序参与。政府需要做好前期的信息公开和内幕披露,以利于人们知情了解,并铺垫共同话语的基础。只有让公众畅所欲言,才能充分表达意见,并反过来警醒政府,以实现意见的最终统一。

  在毗邻设施的选址问题上,科学家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特别是环境健康类的毗邻设施,人们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容易高估风险,甚至“无中生有”地捏造可能造成的危险。但由于目前民众缺乏对外界科学人士的基本信任,使得沟通成本和难度都很大。

  政府、企业、居民、媒体、科学界等所有涉事方,都要从教训和经验中学习,不要重蹈覆辙或者犯同样的错误。每个毗邻问题都有其独特性,但实际上都遵循类似的逻辑,要实现毗邻设施的顺利建设,各方都需要做到举一反三,探索出一个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参考文献

  Deng, Y., & Yang, G. (2013). Pollution and protest in China: Environmental mobilization in context. The China Quarterly, 214, 321-336.

  Guo, Y., Ru, P., Su, J., & Anadon, L. D. (2015). Not in my backyard, but not far away from me: Local acceptance of wind power in China. Energy, 82(0), 722-733.

  Huang, R., & Yip, N.-m. (2012). Internet and activism in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protests in Xiamen and Panyu.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11(2), 201-223.

  Huang, Y., Ning, Y., Zhang, T., & Fei, Y. (2015). Public acceptance of waste incineration power plants in China: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Habitat International, 47(0), 11-19.

  Johnson, T. (2010). Environmentalism and nimbyism in China: Promoting a rules-based approach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9(3), 430-448.

  Johnson, T. (2013). The health factor in anti-waste incinerator campaigns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214, 356-375.

  Lang, G., & Xu, Y. (2013). Anti-incinerator campaign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test politics in China.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2(5), 832-848.

  Li, W., Liu, J., & Li, D. (2012). Getting their voices heard: Three cas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98(0), 65-72.

  Quah, E. T. E., & Yong, J. (2008). An assessment of four popular auction mechanisms in the siting of nimby facilities: So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Applied Economics, 40(7), 84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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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战长缨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最近是各大报刊和各大媒体的主流话题。中国主导了这个大银行,西方大佬纷纷来投,说明这个亚投行将来取代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还有那个脚盆主导的亚开行将是一个趋势性的展望。

  中国鼓捣这个,跟美国分庭抗礼,那绝对是要有两个关键要件。两者缺一不可。

  第一当然是必须有钱。没钱开不了银行。当然,这没问题,中国如今在美国佬那里存的钱多得花不完。连李克强总理都说要趁着美元强势把它们花出去。而且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这一点,世界各国都不否认。也就是说,中国不但现在有钱,将来会更加有钱。

  跟上有钱人的班车,这是参加亚投行的各国对中国的共识。

  第二是必须有店铺。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这个店铺并不是过去传统的店铺。什么租房子搞装修领执照最后开业。这一套过时了。中国的中央银行有钱不是今天才有钱,当初中国外汇存底超过一万亿美元的时候,中国就是有钱人了。那时候我们也想方设法要让中国的国家银行“走出去”。牛人宋鸿兵还给出了两个套路,中国银行模式和工商银行模式。中国银行模式是原有的从大清银行直到国民党的中国银行最后被共党接受的在世界各地的店铺。当然,这些开在外国的店铺受到反华反共势力的打压。这么多年发展不快。根本不适应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工商银行模式是花钱买外国银行,比如南非的标准银行被工商行给买下了。于是标准银行的那些外国店面都归了中国工商银行。

  这两种模式的发展都是传统的。工商行的做法虽然稍显新潮,但是二十年来发展也不尽人意。店面主要是在第三世界,也就是巴西阿根廷几个国家。欧洲北美发达国家根本进不去。而那里又是中国商品赚钱做生意的主战场。中国商品过去了自己银行过不去总是被人家拿捏。生意不好做。

  要想把中国的银行开遍全世界,所谓中国的金融高边疆扩展到全世界,这么个慢如牛步的搞法,肯定不行,必须另辟蹊径。

  与此同时美国佬却总是利用掌管着全世界银行系统的天然优势,动不动就金融制裁。美国佬也是这么多年总算是搞明白了。啥封锁制裁也不如金融制裁管用。

  美国封锁制裁了中国三十年,但是中国通过香港做生意,愣是把香港这个二流城市催成了亚洲金融中心。8×8以后,美国再次制裁,由于中国那时候已经改开搞了,所以制裁形同虚设。不了了之。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制裁实际上是失败的。

  美国也总结经验了。美国认为,以往的制裁之所以没起作用,关键是没有抓住金融制裁这个牛鼻子。

  金融制裁,让你彻底跟外国做不成生意,划不过去款子,才是最有效的制裁。牛人宋鸿兵说金融制裁是金融核武器,是不可战胜的。

  本世纪初,美国小试牛刀,金融制裁朝鲜,把跟朝鲜有经常性业务往来的澳门一家小银行,澳门汇业银行给制裁了。封了澳门汇业银行在金融界的ID,当然是选择性的,凡是跟朝鲜账户有往来的头寸划转,全都搞不定。当时中国不少银行在澳门汇业银行有生意,于是为避免划款遇到麻烦,纷纷放弃跟这家银行的金融往来。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无所谓,但是对于朝鲜来说,就等于被卡了脖子。这是朝鲜唯一的外汇通道。美国大获全胜。

  然后就是金融制裁伊朗。凡是买伊朗石油的买主,无论是用什么货币计价,都不能往伊朗的账户上划账。搞得伊朗石油出口大幅下降。国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国内失业率高企,反对派造反,前一段时间大家翻翻旧报纸就知道了,伊朗也开始跟弯弯太阳花革命一样,大家都不上班不干活儿,上街打砸抢去了。

  由于有了前一次制裁朝鲜的成功经验,这一次金融制裁伊朗美国搞得格外成功。不但让伊朗卖不出去石油,连伊朗自己掏钱修建的所谓和平石油管道,都建造了快1000千米,都到了巴基斯坦国境线了,就差90千米就到家了,制裁的缘故,款子划不过去。中国工商银行不得不退出投资。所以这条管道到今天也没修通。这个烂尾楼可是烂的太大了。上千亿的投资被积压了。

  而当初这条管道是要从伊朗联通巴基斯坦,最后通到中国和印度。不但马六甲被甩开,封锁波斯湾成为一纸空文,如果缅甸唧唧歪歪不老实,中国也会减少皎漂的石油份额。让缅甸政府收取的石油过境费大幅减少。就是对毛熊的西伯利亚东线石油天然气管道,也是个威慑。这条管道的战略意义实在是太过巨大了。

  不过各位可以看看今天的观察者网,由于亚投行的缘故,这条管道要继续修建。当然中国在其中起主要作用。此为后话。

  中国没有自己的世界范围的银行系统,总是被美国掣肘,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走向世界就是一句空话。但是用传统方法开店铺,别人早走了我们三百年,如今人家的银行把全世界都给占满了。人家先上了桌,中国这个后来者挤不上去。就算你凭借兜里有钱,在人家的金融中心比如在华尔街高价租了房子粉刷了门面,人家不给你发牌照,你的银行华尔街分部还是无法开业。

  再次感谢美帝国主义。山姆大叔不但兢兢业业地充当反面教员,教育中国人民必须建立自己的世界银行系统,而且很无私地提供了技术手段,就是因特网还有ebay。

  中国人搞淘宝搞上了瘾,中国的中央银行学淘宝开网店了。

  美国所依仗的,是SWIFT系统。就是环球银行金融同业协会。我先前写过一帖,说过这个SWIFT,这就是个全世界各国银行凑钱建立的服务器系统。跟大家玩的网游比如ipad上面的“卡通农场”,是一个套路。就像我们在卡通农场当中,任何一个玩家都可以通过游戏服务器用金币购买另一个玩家的虚拟产品一样,在SWIFT系统中,任何一个银行的任何一个支行或者营业部,只要在SWIFT有代码,就好比在卡通农场注册了玩家ID,都可以跟另外任何一个银行的任何一个支行或者营业部之间划款转账。有了SWIFT我们可以在比如湖南省张家界的一家工行营业所把一笔款子瞬间划转到英国英格兰曼切斯特市一家银行营业部,去购买曼彻斯特联队的球票。只要这两个银行营业部在SWIFT都注册了代码。

  SWIFT固然方便,但是SWIFT的鹳狸猿是美国佬,如果美国佬把你的代码给屏蔽了,那么谁都无法跟你做生意。

  美国佬只顾自己称王称霸,给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自己的商人造成的种种不便毫不在意。当然,被SWIFT屏蔽的国家越是困难,美国佬就越高兴。说明金融制裁这个新发明的金融核武器是不可战胜的哦!

  美国佬光顾了高兴了。没想到中国人甩开SWIFT另起炉灶了。

  中国在北京自建了一套服务器系统。软件硬件都是国产货。早几年就齐活儿了。不过中国人一向谨慎。大规模使用之前先要试水。于是先是偷偷摸摸地跟伊朗俄罗斯互联互通。中国低调,奈何伊朗波斯雄狮不懂得低调。哈梅内伊叫嚣卖石油不收美元,只收人民币和卢布。

  然后中国主导下建立了上合银行,丝路基金,东南亚基础建设基金,最后,成立了金砖银行。

  牛人宋鸿兵那时候还不知道中国早就建立自己的金融服务器系统准备走向世界了。还说美国一定会制裁金砖银行。真可笑。

  亚非拉各大洲调试了一番,服务器系统确实有效可靠。这才惊天一爆,推出了亚投行!

  中国的服务器一经推出,几年以来伊朗那边的生意基本上被中国包圆了。其他欧洲国家在中国的金融服务器上没有注册,SWIFT又被美国佬的鹳狸猿给屏蔽了,干着急没办法。眼瞅着伊朗俄罗斯的油水都归了中国。首先老欧洲沉不住气了。他们再不加入进来,中东将来就是中国一家独大。

  于是,对伊朗的金融制裁草草结束,老欧洲国家包括以色列都一窝蜂地涌入亚投行。

  美国的金融制裁不仅仅让被制裁的国家经济困难,很多跟被制裁国家有金融业务往来的国家,也不能正常做生意。所以美国的新发明的这个金融核武器是个犯众怒的主意。连美国人自己都反对。因为很多美国公司在伊朗俄罗斯都有正当的生意要做。美国政府断人家财路,缺德到家了。

  如今那些欧洲国家是脚踏两只船,SWIFT系统正常,就用。反正是给美国交了钱的。SWIFT的美国鹳狸猿抽风,就转过头来从亚投行走账。两不耽误。

  亚投行为什么这么火,中国的金融实力仅仅是一方面。美国的反面教员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是美国佬把他自己身边的众小弟都推给中国来领导。

  所以,亚投行拜托美国的大力支持,将来肯定前程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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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說在《基本法》起草時建議的5方案中,並沒有人提議「公民提名」,因而事後才作出這個主張,乃不符初衷云云。此話一出,已遭李柱銘等人反駁所謂「沒有提議」,本文不重複。

  可真正的問題是,基本法何曾反映香港人的初衷呢?1990年基本法通過的版本,根本就拒斥了那時港人的普遍民主訴求,那末初衷從何說起?A貨初衷也算是初衷?

  讓我提提大家,當年很多人提議過1997年全面普選行政長官(1988年下半年民主派收集並提交了 60,000多份建議書),但中央視為耳邊風;緊接六四後,則有社會廣泛支持的「兩局共識方案」(即由殖民精英李鵬飛、鄧蓮如提出「2003年」普選立法會和不遲於2003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訴求),同樣不得要領,餘不一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你就明白,所謂初衷的提法有多不誠實。換句話,假若以1990年港人的目光來衡量,基本法其實就是出賣了港人利益,它非但沒有反映初衷,而且更是將之篡改。

  六四後,港人哀莫大於心死,很多人不願理會這份起草中的政治契約,畢竟大家心裏知道,基本法再好也無法擋坦克。所以,最後諮詢(1989年7月至10月)反應極之冷淡,無人聞問,這都是抹殺不了的過去。

  值得一提是,當時是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如何在那段屠城不久的慘痛時刻,依然以其語言偽術,唆使人們積極參與諮詢。翻查資料,他曾如此說道:如果香港人放棄基本法諮詢,在沒有香港人參與的情况下,會給中國當權者一個藉囗,在基本法中加入一些不符合港人意願的條文,云云。

  多麼似曾相識,這不就是「袋住先」的原型麼?也就是說,接受現狀,否則更壞。從那些年的基本法,到今天的政改,他的這套威嚇修辭從沒轉變,而曾經既要你袋住先,之後卻視之為你的初衷,並以之相脅,這種無恥,就是基本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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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特及其身邊幾位本地護法聲稱「《基本法》立法過程裏未曾有過公民提名的討論」,言之鑿鑿的「權威」說法,卻輕易給李柱銘這位民主老波骨一腳踢爆:當年正式提出的五個選舉方案當中的第三個,就包含「五十名永久居民聯名即可提名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建議。身為一府之首、前度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論述有關《基本法》的話題卻那般輕率,就算並非出於動機不良,亦因太過口不擇言而招致「是但男」、「亂噏男」之譏,不僅令中間民眾咋舌,便是鐵桿兄弟、鐵票擁躉聽了,也會因之汗顏而甚覺不是味道。君無戲言、君無欺言,能不慎乎!【註1】

  大國的常態是寬鬆的一國多制

  然而,梁特隨後的講話,卻再度「鄭重出錯」:他以一貫非常嚴肅的語氣,在公開演說之時反覆強調「一國一制是國際標準」。如此鄭重認真一字一字按稿子讀出一句與事實截然相反的命題,真是石破天驚。此話不是涉及國家內部事務而是與全世界各國有關,錯誤傳到海外,一旦變成國際標準的笑話,外交部的官員肯定不高興。還幸這次出錯,或情有可原。蓋梁特出身量地度價,國際事務非其所專,不知史上的帝國餘孽、今天的大國強國,其政治體制都帶有複雜的歷史記印,「一國一制」絕無僅有,「一國多制」才是常態。

  這些一國多制的國家,版圖之內、地區之間,存在着不同人種、文化、語言群體等分野,導致一些少數族裔的住域與其他地區分割了,而這種分割,一般到最後都是以憲法或法律的形式清楚界定的;分割出來的特區之內,視具體情況,或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或有與主流體制不同的法律、政制、官方語言,等等;有些特區還有自己的貨幣。像這樣的一國多制現代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俄羅斯、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印度、印尼,等等。這些一國多制國家當中,不少固然是聯邦制國家,但也包括一些單一制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等。

  其他幾個大國:德國、巴西、阿根廷,在一國之內都不設憲法規定的特殊地區,表面上看,好像是實行一國一制,但因為都是聯邦制國家,所以每個邦的政制和法律也不同程度異化了,變成事實上的一國多制。嚴格而言,當今大國當中,可說只有日本這個實行單一制、地方自治受中央高度齊一化制約的國家,才是一國一制。不過,膽敢如此把孤零零一個「小日本」的一國一制拉抬拔高、譽為「國際標準」,若非孤陋寡聞,難道梁特是個潛水「哈日」「媚日」派?也不是的話,則為何犯此初等錯誤?下面,筆者先介紹資料。

  美國的「一國四制」

  除了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主流體制,美國國體之內還存有三個不同的政法實體。其一,便是位於34個州內的562個印第安人國(Indian Nations),其中最大的,就是阿里桑拿、猶他、新墨西哥三州交界處的那化豪國(Navajo Nation;那化豪是美國境內最大的印第安族的名稱)。此國人口超過30萬,佔地71000平方公里(約七十倍香港面積),有自己部族法律和司法系統包括終審庭,審理一切族人在那化豪國土內的犯法行為,以及一切非本族印第安人在國土內干犯部族法律的行為;國內法定語言除了英語還包括那化豪語;其政府結構混合了傳統的部族結構和美國現代政治體制的若干特徵;國民可通過完全民主的黨派政治選舉選出本國的總統(President)。美國聯邦政府承認那化豪國擁有「有限主權」,憲法定位是「dependent domestic sovereignty」,行使包括若干於前殖民時期已經擁有的權力,而此有限主權不受各州(邦)政府侵犯。美國聯邦政府還特別設有印第安事務部(BIA),處理與那化豪國和其他印第安國之間的關係。此國國民不僅享有一般美國公民的各種憲法權利,還在本國內擁有額外的那化豪權利,自治程度高於香港人在「原」《基本法》之下享有的。【註2】

  美國國內第二個與主流不同的政法實體,便是路易斯安拿州。這個州以前是法國和西班牙的殖民地,1803 年始由美國向法國購得;1812年加入美國的聯邦制之後,依然保留與所有其他州不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法律方面,此州沿用歐洲大陸成文法而不採用所有其他州都採用的英國傳統普通法。這套成文法包含了古代法國、西班牙、日耳曼以及更古老的古羅馬法典的成分,卻與法國的拿破崙法典無直接關係(後者於1804年頒布,但路易斯安拿於之前一年易手)。因此,一直以來到今天,普通法各個範疇裏的法律,可在美國各州實施,唯獨在路州不行;其他州訓練出來的法律工作者不能在路州執業,反之亦然。此外,路州還有一些司法規例飽含古代法國遺風,在美國而言十分獨特,例如縣政府的警察總長不僅負責收稅,還可自設私人經營的監獄;後者無疑是導致路州的監禁率排名全美最高的原因之一(筆者曾在路州的大學任教,數年的生活經驗結論之一是,警權過大很不好)!

  政治方面,同樣是因為受法國影響,路州在所有非聯邦席位選舉過程中實行「非黨派公開初選制」,政黨不可進行黨內初選,參選人數不設限,只須公布自己的黨派或政治偏好即可(例如「本人支持政府收支必須逐年平衡的政黨」)。若首輪選舉沒有參選人得票過半,須進行兩個得票最高者之間的次輪競逐;此時,兩個競逐者的黨派偏好可能相同。路州這套選舉辦法,已有華盛頓和加州仿效。【註3】

  第三個不同於主流的政體,存在於美國的海外託管區,包括哥斯達黎加、關島、美屬處女島等地。這些地區又有各自的、設計不盡相同的民主自治政府,住民不一定自動享有美國國籍及在美國境內的完整參選和選舉權利,但可享有完全的入境美國本土、在美國工作及生活的權利。【註4】

  加拿大的「一國三制」

  在加拿大的聯邦體制之下,除了港人熟知的10個省(邦)之外,還有3個面積非常龐大的「地區」,但沒有其他海外屬土、保護地等。在這片土地上,便是加拿大的一國三制,即主流省份的那一制,加上非主流省份魁北克的一制,以及位於最北面的Yukon、Nunavut、Northwest Territories這三個地區共有的一制;這些地區,主要由印第安人聚居。

  加拿大每一省都擁有自己的有限主權,而聯邦政府的權力相當大,除了擁有憲法列明各省繳讓出的權力之外,憲法裏沒有說明歸於各省的權力,也歸聯邦政府所有;也就是說,加國各省都不享有「剩餘權力」,與美國各州享有「剩餘權力」的安排不同(這也說明,在同樣不享有「剩餘權力」的地方當中,人民到底能享有多少權利,可以有很大的差異;而且,在加拿大,絕對不會有一些聯邦官員或退休聯邦官員膽敢對着民眾包括某省那些要獨立的民眾吆喝:老子給你多少你便有多少!)。

  相對於各省自身擁有部分權力的自治而言,加國的三個「地區」卻是由聯邦政府授權、地區民眾獲授權而自治的。三者當中,以Nunavut的200萬平方公里面積最大,比得上整個西歐,其人口則以Inuit部族人為主,僅得3.2萬,卻已然居三「地區」之首。儘管如此,「地區」政治的份量,在加拿大政治生活裏的重要性不低,因為人口統計結果顯示,認同印第安身份的加拿大人佔加國總人口的4.5%,比香港人口佔中國人口總數的0.5%高出8倍。了解一下加拿大這些部族地區的政治地位,對我們香港人明白自身狀況,其實很有幫助。

  名義上,聯邦政府委任一個不行使實權的「地區特派專員」(Commissioner),實際管治工作則是由地方自組的政府承擔的,「地區政府」的行政首長是首相(Premier),施政由首相領導幾位部長落實;首相由十多人組成的立法會議員選出,後者則由各部落選出,其中並沒有黨派政治的需要,故政府的決策採取共識制;各部長則由首相委任。由於地廣人稀,建制不發達,族民的主權和各種權益都比較難發展,儘管也有一些活躍團體試圖以美國的印第安國的建制和地位為爭取目標。去年1月1日,Nunavut公投法開始生效,有如下規定:得公投所影響的地方範圍之內的合資格選民的20%同意、經由六個「公投權力」當中的任何一方支持(例如立法會、部長、地區特派員會同行政會),便可進行。公投結果可以有法律約束力,也可以只是一種意見表達,前者須事先正式聲明。大家可以看到,加拿大印第安部族人享受的這種政治權利,別說中國的西藏等少數民族享受不到,就是「原」《基本法》賦予「高度自治」的香港人也望門興嘆、望塵莫及。然而,加拿大各族印第安人的總人口不過140萬,還不到西藏人口的一半、香港人口的五分之一。梁特謊(?)說一國一制是國際上的常態,這個說法,客觀而言,是一種障眼法,防止香港人看得太清楚:別人的那些「一制」以外、非主流體制裏的東西,也比香港的民主、先進。【註5】

  加拿大一國三制裏的第三制,指的當然就是魁北克省的那一制。此制跟美國路州有點相似,根源和影響都來自歷史上的法國,只不過魁北克省與主流省份之間的體制和文化差異更大(魁省不僅用歐洲大陸法,法典的法文版與英文版具同等權威;法文和英文都是魁省官方語言,但法文在魁省的公私領域都佔優勢);而且,民眾裏的分離意識已十分明顯,以致歷任加拿大總理也不得不予以公開承認、認可;例如:繼2003年魁省議會全票通過聲明「魁北克人構成一個民族國(nation)」,加拿大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於上任不久(2006年11月)即公開聲明「這一屆議會承認魁北克人構成一個統一的加拿大之內的一個民族國」。【註6】

  回歸之前,陸港當權派拍鄧小平的馬屁,胡說「一國兩制」乃史無前例的創舉,事實上卻完全不是那回事。上面舉了兩個第一世界的一國多制的例子,文章字數所限,其餘眾多例子今天不能一一介紹,只能在餘下的篇幅挑選一個第三世界大國的一國多制作簡述。

  印度的「一國三制」

  印度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實行民主政治;這是一個「高度概括」的說法,因為只講了這個國家的主流體制。事實上,印度的體制,聯邦政府之下的一級行政區,包括29個邦(states)和7個「聯邦屬地」(union territories, UT)。邦就是印度主流地方體制,實行高度自治,各有其獨立的立法機構和選舉機制,產生邦議會議員和首席部長(實質上的行政長官);邦的「總督」由中央政府委任,是一個虛銜。

  邦之外的七個「聯邦屬地」中的五個,由中央政府派員直轄,其體制就是主流之外的第二制。其餘的兩個聯邦屬地,政治地位則高了半格,成為「準邦」,即是可有自己民選的立法機構和首席部長,但所行使的自治權力,範圍要比邦狹窄;這就是印度地方政治中的第三制。這個一國三制的局面,在印度已經存在了差不多六十年。

  為什麼印度有「聯邦屬地」的設立呢?這要追溯到印度的殖民史。大家都知道印度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但這又是一個籠統說法;其實,印度的個別地區,歷史上也有葡萄牙、法國、丹麥的殖民地。因此,印度獨立之後,便把一些細小而政治文化語言等背景一樣的地區組成「聯邦屬地」。例如,Puducherry是幾小塊地理上分隔很遠的前法國殖民地構成;Daman & Diu則是前葡萄牙殖民地,一度還包括Goa,但後者已分割出去,成為一個邦。此外,也有由海外的一些小島嶼組成的「聯邦屬地」,例如Andaman & Nicobar Islands。Chandigarh這個堪稱印度最富現代文明的城市,則同時是是兩個邦的首府;既不應屬於那兩個邦的任何一個,於是歸中央管。至於德里首都區,則是因為地位特殊,須由中央作半直轄。由此可見,每個「聯邦屬地」都有其成為「聯邦屬地」的理由。論歷史之複雜、管治之困難,印度比中國尤甚。

  值得留意的是,儘管「聯邦屬地」缺乏自身的民主體制,其住民都可以在聯邦的中央機構議席選舉中投下神聖的一票。例如去年的印度國會大選,Puducherry的住民進行選舉,一共有四個不同政黨的候選人,兩個是大黨的,兩個是小黨的;結果當今執政聯盟的大哥頭印度人民黨(BJP)的代表以得到差不多一半的選票勝出,進了國會。【註7】

  謬論的政治功能

  所謂「一國兩制乃吾國獨有、是鄧小平的一大發明」、「國際標準是一國一制」、「民主沒有國際標準」,等等,都是完全荒謬的,處心積慮那樣說,目的就都不外是掩人耳目,避免香港人向外國的民主體制、一國多制借鏡。你看這個政府把謊話荒謬話說得多麼鄭重、多麼體面、尊嚴。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港文集》網頁http://hktext.blogspot.ca/2015/04/preliminary.html

  【註2】關於北美印第安國,可參考http://www.ncai.org/about-tribes/indians_101.pdf。

  【註3】詳盡的路州資料見http://wikis.ala.org/godort/index.php/Louisiana

  【註4】這一部分參考http://en.m.wikipedia.org/wiki/Insular_area

  【註5】加拿大「地區」政治參考材料一種:http://www.ajic.mb.ca/reports/final_toc.html。關於Nunavut地區2014年元旦起實施的公投法明細,可參考官方文件http://www.elections.nu.ca/apps/ … aspx?documentId=415。

  【註6】這裏所引述的原文見http://en.m.wikipedia.org/wiki/Quebec

  【註7】網上關於印度的一般資料很多,CIA、印度政府、維基等網頁的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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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xx

  有人說,反水貨客行動令大陸客卻步,打擊旅遊業、服務業、經濟和就業率,金鋪、藥房等商店相繼倒閉。更見過有人說隨時會影響到廿萬人失業,慘過沙士。

  然而,所謂旅遊業受挫,大陸訪港人數下跌,又是否全部因為反水貨客行動?

  根據旅遊業人士所講,近年大陸旅行團一早將推介旅遊點從香港轉向東南亞及日韓。更有大陸旅客聲稱一早玩厭香港,及因為港元匯價偏強、食住價格太貴,所以不想來港。旅遊相關行業如針對旅客的貴價零售及服務業,過份單一地依賴大陸客,是死因之一。

  而針對低消費自由行的生意,的確是因為反水貨客行動而受打擊。其實,在反水貨客行動前,不少市民早已投訴水貨客及自由行帶來民生及滋擾問題,但政府竟視而不見,不改善出入境政策。部份市民見政府無動於衷,只好用自己方法解決問題/迫使政府解決問題,才導致事件發生。不論反水貨客是對抑或錯,歸根究底,這是政策失誤促使矛盾加劇所致。

  可是,是否大陸訪港人數下跌,就等於所有旅客都減少?

  根據蘋果日報,商經局發言人河南11选5人工计划透露,今年4月4日至6日與去年4月5日至7日比較,雖然大陸訪港人數下跌14%至35.9萬人次,但整體訪港人數不跌反升9.5%至156萬人次。梁振英指清明假期旅客大幅下跌,旅遊業響起警號,並歸咎於反水貨客行動。其實他眼中,是不是大陸客才是旅客,外地客不是旅客?還是他有心抹黑反對他施政的人?

  金鋪、藥房等商店相繼倒閉就打擊旅遊業、服務業,慘過沙士?當日士多、茶記、街坊小店相繼結業,換成金鋪、藥房,嚴重影響居民日常生活,又是什麼?

  近年,因為自由行的關係,邊境如上水、元朗、商業重心如尖沙咀,紛紛開滿金舖、藥房,同一條街竟有多間同類商店。部份此類商鋪更出貴租,吸引業主趕走其他商戶搶舖位,使得街坊小店漸漸消失。不少留下的小店,也只能捱貴租,被迫加價。受苦的,是地區老百姓。今日,大陸旅客及自由行減少來港,正好給機會予地區商店重回正軌。由以地區居民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商鋪,重新取代那些傾向服務大陸客的,重拾地區經濟的多樣性及自主性,難道這也是負面影響?

  至於有人說反水貨客帶來的後遺,隨時會影響到廿萬人失業。我想問,金鋪、藥房倒閉後,是否沒有其他商店取而代之,鋪位會一直懸空?那麼如何影響到廿萬人失業?

  香港旅遊業,是否還要單一依賴大陸豪客?還是應發展多樣性旅遊點及保持地區特色,吸引不同旅客?而香港的服務業,是否還要過份依賴大陸消費者,而忽略香港人的內需市場及其他出路?而香港政府,是否還要將自己政策失誤導致的問題,全部推向忍無可忍的市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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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7日晚,福建漳州6日漏油着火的古雷PX项目火势在下午扑灭后又告复燃。对资本设立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企业设立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政府可以下放审批权,但是对于企业、对于项目的环评审批权却不能放弃。福建古雷PX项目的爆炸声震惊了整个中国。对于环境而言,PX项目究竟有多大危险,再次引河南11选5计划起争议。昨天有消息称,环保部曾经叫板过发改委。

  据说,去年5月26日,环保部官网曾公示了一则与古雷石化基地相关的公函,称古雷石化基地总体发展规划的环评工作尚未完成,直指发改委的审批行为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两个法律法规。后来,出于部门协调的考虑,环保部马上撤下了这份公函。

  发改委对该企业的批条是在下放审批权的大背景下作出的,也就是取消环评前置审批,实施并联审批。但是,这项放权的政策只针对除重特大建设项目之外的普通建设项目,福建古雷PX项目显然不是普通建设项目。就政府事前审批责任来看,依目前条文,发改委为什么给不是普通建设项目的福建古雷PX项目发放了“路条”,而且是在其没有得到环评报告的前提下?这是需要一查到底,需要追责的。

  然而,环保部网上公布了公函,不到一个小时又撤下。这么看来,环保部的工作也是有瑕疵的,上升到一定意义,有玩忽职守的嫌疑。仅仅因为考虑到平级部门的颜面,就不再坚持自己的职责、不再坚持自己的原则,那还不是官场的“面子”大于工作的原则吗?而且,依照现在的条文规定,同级部门的矛盾除了按已有工作条例办,还可以有上级部门协调。就是说,环保部既然在去年5月就发现了问题,可以由环保部与发改委共同的上级—国务院来协调解决。

  不过,环保部在福建古雷PX项目上的责任,比发改委小多了。

  当然,这样的追责只是表面的、就事论事的,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福建古雷PX项目爆炸,就应该思考怎样来简政放权?政府如何下放审批权?

  毫无疑问,简政放权、政府下放审批权,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必需,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必需。发改委的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经济体制改革,承担重要商品总量平衡和宏观调控的责任等。然而因为顽固的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因为发改委由过去计委、经委演变而来,其在宏观调控经济的同时,也往往干预到微观经济中去了,诸如商品价格的规定、企业项目的建立河南11选5精准计划设置,都需要发改委审批。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针对计划经济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计委的改革,那么,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发改委的改革。政府下放审批权,很大程度是指发改委下放审批权。

  政府在下放审批权的时候其实是减轻了自己对微观经济的具体责任,其对社会、对公民的责任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更重了。政府除了要为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环境负责,更要担负起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的主要责任。对资本设立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企业设立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政府可以下放审批权,但是对于企业、对于项目的环评审批权却不能放弃。

  在福建古雷PX项目中,我们看到的是,发改委的审批权依然在手,而环保部的审批权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这也是福建古雷PX项目爆炸事件给我们的教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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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X大爆炸再次说明李某取消审批是乱弹琴的新自由主义

  罗化生

  新自由主义打着自由的旗号,打着市场的旗号,鼓吹所谓的政府权力最小化,鼓吹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等。

  中国的新一任总理在执行减小政府权力方面是非常热衷的,诸如开设自由贸易区,诸如取消审批,诸如拒绝院士们的扶持高科技的提议等等。

  取消审批真的很好吗?

  希望漳州古雷的px爆炸可以提醒人们,审批不是越少越好。

  在漳州古雷的PX爆炸的前几个月即2014年的12月30日,国务院发文,要求减少审批,减少前置审批条件,本来环境评估必须是项目的前置审批条件之一,但新的文件规定,除了重特大建设以外,都不再需要进行环境评估的前置审批,而是可以和其他的审批项目一起审批。

  实际上在更早以前,李某也在一直要求减少审批,而古雷项目,环保部门的意见最后在减少审批的大方向下被以所谓的部门协调的理由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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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黎則奮

  清明時節,牛鬼蛇神趁機紛紛上路。難得肆虐多時的流感飄移稍有減弱迹象,假期最後一天首次沒有嚴重個案和死亡紀錄,但享受假期的愉快心情,卻被籠罩着香江的基本法症候群徹底破壞。一群以香港為敵的權貴和政棍,上至689,下至粗口大律師和家道中落二世祖,以至「四人幫」時代緊跟中央的國粹佬,無不藉着所謂《基本法》頒佈二十五年的紀念活動,大放厥詞,既歪曲歷史,說《基本法》草擬期間未提過公民提名和國際標準,所以按照人大八三一決定框架制訂的政改方案,也是貨真價實的普選,又批評港人只懂權利,卻不識義務,所以應該加強教育,在學校推廣《基本法》。

  近日有人指要立法反港獨。

  一個法治社會從不須要求每個公民學習法律,因為三權分立和輿論監督,已可確保擁有公權的人士不得濫權,法治自然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法》是確保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落實的小憲法,法律的根源雖來自《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卻清清楚楚說明在香港特區,除外交和國防外,高度自治,按照國家在《中英聯合聲明》闡明的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早前,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奢言在人大提案將國安法引入香港,未開會已被勒令收回,唾面自乾,因為根本依法無據,完全違反習近平主張的「依法治國」和「依法施政」。如今東施效顰,假借不見經傳的所謂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名義,在法律界全無地位的馬恩國向京官提出《反港獨法》,變相為二十三條斬件立法,識者無不失笑,但兩大黨報卻煞有介事大事報道,明顯是要製造聲勢,為中共和土共內部的強硬派張目。

  過去一周以來,《大公報》連番以頭條新聞大幅報道所謂港獨活動,知名人物如城邦派「國師」陳雲固然榜上有名,連寂寂無聞的小卒也被點名批判,看在不諳港情的中南海老頭子眼裏,當然怒斥大逆不道,無權亦要在黨內發聲,制裁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個局,那就是以梁振英為首的一小撮反習反黨分子,眼看強硬路線日落西山,自己走上末路,心有不甘,不惜蓄銳反戈一擊,企圖扭轉乾坤。

  如果大家不是善忘的話,應該記得雨傘運動結束後,習近平在亞太經貿會議期間與奧巴馬召開中美高峯會議後,公開表明佔中只是「大規模的社會違法事件」,而非土共和中聯辦一直大力吹噓的「外國勢力」策動的顏色革命,梁振英即改弦易轍,在施政報告特意點名批判港大學苑鼓吹命運自決和推銷港獨,兩大黨報便祭起反「港獨」的大旗,捕風捉影,不斷地在所謂「港獨」的議題上大造文章。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繼所謂「外部勢力」後再製造一個假想敵的政治稻草人,為強硬路線的政治立場鳴鑼開道。

  歸根結柢,「港獨」的根源就是來自689,與他裏應內合、互相呼應的人孰神孰鬼,顯而易見。梁振英根本就是香港的周處,要解開香港當前政局的死結,別無他法,惟有周處除三害,不把689送上斷頭台,香港定必永無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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