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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季刊》事件唤醒中国通-墙外楼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开户送彩金可提现  发表时间:2018-06-06 12:08

  作者: 安裕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遭中国当局施压,删除其中国网站上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逾300篇涵盖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内容的学术文章及书评。事件引起学术界激烈反弹,剑桥大学出版社其后撤回决定,重新补回这些文章。不旋踵,中国当局要求剑桥大学出版社删去中国网站《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约100篇文章,剑桥大学出版社暂未执行中国方面的要求。

  《中国季刊》是欧美学术界研究中国的重量级刊物,由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理,是一份有近六十年历史的期刊。香港前总督卫奕信(David Wilson)1968年放下英国外交部的职务,就是转而担任这份刊物的主编,当时卫奕信的汉名是魏德巍。卫奕信的博士学位是在伦敦大学获得,学术界有传卫奕信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研孙中山先生的韦慕庭教授(Martin Wilbur)指导;英美研究中国的学者关系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1949年中共建政、1950年韩战爆发,欧美急忙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中共,有官方的介入,亦有民间财团的投入,《中国季刊》相当长一段时间便是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来华传教士及在华工作美国人的第二代,占了大到不能想象的比重,这些“子承父业”的中国通,成为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欧美了解中共政权的主力。当中,最为人熟悉的是做到1949年8月中共建政前夕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中美1979年建交后,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 Jr.)与第五任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三人都是来华传教士之子,不同的是他们出生地点分别是浙江杭州、山西汾州和江苏南京。第四任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父亲是美国石油公司驻华人员,他生于山东青岛。五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初,英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亦有美国人,包括身兼中国、蒙古通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另一是施拉姆(Stuart Schram)。

  传教士后代的中国通,加上抗战之后在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主任时与周恩来有往来的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回到哈佛大学任教,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亦是传教士之子的包大可(A.Doak Barnett),成为战后美国学界研究现代中国的主流。这些传教士第二代及在华工作美国人员子弟,亲历国民政府官员贪污颟顸,在1949年之后的台海两岸之间,不少被认为倾向中共多于国民政府。

  学术自由难挡言论审查

  六十年代,越战推动美国调整对中共政策,中国通在当中影响至巨。若说费正清的门生是汉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研究并重,那末包大可一系的一些例子,则可在侧面说明是现代中国研究多于汉学,尤其是美国近代对中共政策的模塑,包大可一言九鼎。当时美国对中共及苏联展开围堵,组织中苏两国周边国家包围之时,包大可率先提出对北京“围堵但非孤立”(containment without isolation)。受业包大可的两位学者,卡特时代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克林顿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循业师足迹推动中美关系。任内与北京建交的卡特曾言,奥克森伯克“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国家的生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民的生命”,可见奥克森伯格在中美建交中的重要作用。

  传教士悲天悯人本质以及学者的改良主义本色,在近代欧美中国通身上清晰可见。于个人而言,他们从同情中国转化为倾向中共;从国策来说,拉拢北京免致成为苏联集团一员,在私在公,都有其考虑。即使曾任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的李洁明,在其回忆录处处可见,他晚年心目中广义上的中国,便是少年时期与兄长法兰克一同成长的美好国度。个别红彤彤的欧美自由派,一度更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大陆,是自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世外桃源”。然而,1989年的六四屠杀,西方学术界几十年来建构的现代中国及对中共的认知,一夜之间全数幻灭。幡然顿悟之后,研究范畴转向加广袤的现代中国研究,焦点由中国大陆而及台湾,内容更具批判特质,课题遍及人权以及地缘政治等。

  《中国季刊》删文事件,说明就算历史悠久的期刊,亦无法以学术自由抵挡言论审查,欧美中国通欲以文化影响现代中国之梦因此唤醒。包大可从1960年到1982年,出任《中国季刊》编辑委员会成员长达22年,刊物今次被要求删去300多篇文章,包大可若然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七十年代初,英国研究中国的学术界爆发激烈争论,拉铁摩尔一派认为,先要研读古典中国知识,接下来才研究现代中国;另一派则认为,先要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及经济等内容,之后才学汉语、攻读古典中国。事隔差不多半世纪,在21世纪的今天再次检视那次论争,曾是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当年提倡以汉学为基础观察现代中国,从中国历史大角度出发,如今回望,的是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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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路透社》8月24日的独家报道。据三名知情者消息,上个月底,在中国的十几家顶尖欧洲公司高管于北京开会,商讨他们对执政的中共越来越多干预外企在中国营运的忧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努力加强中共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作用,已触及到外国公司在华运作,一些高管对他们正面临的这些要求不悦。

  官方报纸《中国日报》上个月报道说,长期以来,存在党组织一直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一个事实,在大约186万私企中,近70%存在党组织。

  在中国的公司,包括外国公司,被依法要求建立党组织,长期以来,许多高管视这为象征性规定,而不去担忧。

  代表公司出席本次会议的一名高管向路透社表示,一些公司正在“政治压力”下修改与中国国有合作伙伴的合资条款,以便让党对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有最终话语权。

  他说公司的合资伙伴正在推动修改协议,包括将党的人员“纳入企业管理机构”,“党组织的开销应纳入公司预算”这些语言,以及董事会主席和党委书记应由同一人担任。这名高管说,改变合资协议的条款是主要关注的问题。他指出,他们公司迄今为止在抵制。

  他说:“一旦(中共)它成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他们就有了直接的权利。”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给路透社的一份传真声明中说,党组织没有干涉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但它补充说,“公司党组织一般围绕运营管理开展活动,可以帮助企业及时了解相关的国家指导方针政策,协调各方利益,解决内部纠纷,引进和发展人才,引导企业文化,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该办公室说,“他们在公司内部受到广泛欢迎。”

  主要决定

  路透社为此采访了13名高管,他们均来自不同的外国公司。8名对来自中共的要求越来越多或来自中共团体的活动越来越多表示担忧。鉴于谈到与中共关系的敏感性,他们均要求不要透露他们的身份及公司名称。

  在路透社询问的20家主要跨国公司当中,只有三星(Samsung)和诺基亚(Nokia)两家证实在他们的中国业务中存在党组织。大多数公司没有回复这个问题。只有德国化工巨头拜尔(Bayer AG)承认参加了由中国欧盟商会组织的本次会议,但拒绝就会中讨论了什么发表评论。

  欧盟商会北京分会总经理兼通讯负责人Carl Hayward承认,举办这次会议是为了“从会员那里了解中共的架构是否正在被正式引入合资企业的管理当中。”

  他说:“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任何正式的政策改变反应这个问题。正如我们所料,这样的变化将会威慑在中国的外国投资。”

  (译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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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网信办8月25日公布新规定,要求网站不得向未实名认证用户提供跟帖评论服务。在同一天,首都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宣布,已有34家互联网企业成立党组织,其中包括问答网站“知乎”。这些消息被认为是十九大召开前,官方加紧言论管制的措施。

  强制实名认证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25日发布《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这个根据《网络安全法》和《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出台的新《规定》中,要求各网站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意为网站用户须经过实名认证,方可在帖文下留言评论,否则无法评论,但评论时可选择匿名或网名。

  新《规定》令网友感到不安,尤其在言论管制日渐严格的中国,无疑是雪上加霜。人民在评论时政相关消息时,又多了一层顾忌。

  在新浪微博的相关报导下,许多原有评论皆被清空,禁止跟帖评论,而原因是违反相关法规和政策。

  知乎姓党

  在同一天上午,首都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北京市网信办主任、首都互联网协会党委书记佟力强在会上介绍,目前已有34家互联网企业成立党组织,在册党员将近6000人。据《新京报》报导,除了百度、新浪外,成立党组织的,还包括知乎、陌陌、豆瓣、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互联网企业。

  被认为是中国高端知识分子聚集的问答网站“知乎”,已在8月22日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

  知乎党支部书记于洋洋在党员大会上宣称,将切实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身为网站总编辑的他,也会“坚持党管媒体原则”,通过知乎平台传递“社会正能量”。

  北京网信办主任佟力强则在会上表明,知乎作为中文互联网最大的知识社交和知河南11选5人工计划识分享平台,在全国有很高的影响力和认可度,知乎成立党组织具有很强的党建及统战意义。

  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2月,知乎已拥有6900万注册使用者,平均日活跃使用者达2000万,每人每日存取时间40分钟,月页面浏览量超过90亿。

  知乎提供了中国部分热点、群体、维权事件等事件讯息更新的平台,例如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污染事件、雷洋案等等,知乎网民对事件提出许多对官方说法的质疑,而引发讨论。

  而患有滑膜肉瘤的大学生魏则西也因在知乎回答“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这一问题,使百度竞价排名及莆田系医院的恶行暴光,引来舆论挞伐和媒体报导。

  然而,在中国日益严格的言论审查下,知乎早就开始以“政治敏感”为由,删除一些提问和回答,而常提及政治敏感议题者,还会被封锁帐号。

  一知名的事件发生于2016年5月,应知乎邀请而在该平台开户回复问题的美国驻华使馆,发起一个谈论美国文化及大使馆工作趣事的问答活动,却被怀疑是“文化舆论战”,而遭删除主页面,另四位负责公共事务、教育和领事处的美国外交官,与两位参与问答的教授帐号均被删除。当时中国共青团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指责美国驻华使馆建立知乎主页是想要发起“舆论战”并“摧毁中国”,而知乎则拒绝就事件作评论,

  随着中国当局对言论的管制大为紧缩、知乎宣誓对党忠诚。有港媒不忘挖苦的评论:距离十九大举行的日子愈近,要求实名评论有助于中共监管网络言论。新闻媒体不见原创深度报道、问答平台“姓党”,加上时常针砭时弊的网络评论者活动阵地被剿灭,经官方认证培训的“网络评论员”、“五毛党”便获得更大的空间,内地网络上的“太平盛世”或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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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吴祚来

  如果消息被进一步证实,那么习近平面对的政局形势也是非常严峻的,海外有媒体报导说,据原八九民运重要人物、现为海外民运活动家的王军涛博士的消息,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习近平平息了一起政变,成功地奠定了他在中共十九大的核心地位。

  中共内部的政变与权变,一直没有停息过,只是胜利者的政变,美其名曰革命或政治运动,现在叫维护国家安全或政治安全,而失败者的政变,无论义还是不义,均被视之为颠覆或叛乱。

  为了党国的“政治安全”,中共的多少罪恶因此而生发。与中共政治安全相关的两个重罪,以前叫反革命罪,现在叫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共所谓的政治安全,实为极权统治的安全,或者是极权统治者的安全。

  一、国家政制与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问题在毛时代还没有形成一个政治术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时代就没有政治安全问题及其焦虑。

  政治安全问题一直是中共第一要义,中共的政治安全、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安全、中共党内派系的政治安全,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生命线,三个政治安全可谓三项一体,失去任何一项政治安全,中共都可能出现内乱或崩盘。

  在宪政民主国度,只存在国家(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人权安全),保障领导人与普遍国民安全的,是独立的司法体系,保证国家安全的是国防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独立的司法、独立的国家军队。

  没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共与中共领导人只能通过其它方式,谋求党国与自己的政治安全。中共领导人与中共体制,更多的只关注上述三种政治安全,并以领导人的安全为核心,而国民的安全与普遍的人权保障,则是等而下之的考量,更多的时候是被完全漠视或被侵犯。

  只有共产主义国家,才存在政治安全问题,政治安全看起来是意识形态的安全,其实这种安全是虚,而实际的安全是最高当权者的安全,列宁同志的安全,斯大林元帅的安全,波尔布特的安全,金正日的安全,毛泽东或习近平的安全,这是专制国家的核心安全。

  在宪政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是常态化的保护,而专制国家则是非常态的保护,他们一方面要表演亲民,访贫问苦与人民打成一片,而另一方面,则动用国家军警力量,严加保护,对所有接近领导人的群众都要严加审查与防范,以防不测。

  政治安全不仅要通过军警力量来保卫,还要通过其它方式,一是打击与迫害异已的政治力量,无论是体制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异已者,都在打击之列;二是建立自己的政治派系,让自己信得过的人进入权力核心周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语),要让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人入局,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庸人与奴才人格才能进入重要权位。一些共产政权国家,为了政治安全,不惜搞血统继承制,只有自己的儿子或兄弟才信得过,譬如北朝鲜与古巴。

  中共在政治安全领域所做的政治设计,远远超过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譬如,毛泽东奠定的支部设在连队上,使党或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直接指挥枪,保证了军队是党卫军,这是中共政权稳定的制度背景,也是当年毛在军队中至高无上的影响力的历史根由。

  中共在员警系统设立了政治处,后来做大成了国家安全保卫局(对内的国家政治安全部门),即臭名昭著的“国保”,对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知识份子的控制与迫害,均由这个政治安全保卫部门用超越法律方式解决。不仅如此,中共还另设立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周永康时期将其做到了一个极致,它使法律、员警、检察甚至传媒体系完全统一在一位政治寡头手上,这也是周永康可以与当时的中央对抗的本钱,当然,也是周永康权极而败的原因。

  分析中共的政治安全与政变、权变,我们不得不从毛泽东说起。

  二、打天下之时毛泽东的权变与政变

  毛泽东一辈子发动了三次革命性的大政变还有一系列的权变。

  第一次政变是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并成立国际共运组织领导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次政变是中共建政之后,废弃了共和国的政治基础多党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中共控制下的全国人大,共和国变成了党国(党天下),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质变。

  第三次政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废除共产党政治体系,重建革命会员取代共产党,毛泽东成功颠覆了中国共产党,另立革命领袖的中央,党国成为领袖之国,共和国的国家主席被废黜并被迫害致死。没有人意识到,中共的政权又一次发生了革命性的质变。

  政变是让整个国家的政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颠覆了国家最高领导人或领导集体,改变了国家政制。而权变,则是为了个人或自己的政治派系的权力稳固,迫害异已派系或重要政治人物。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就是追求极端的政治威权,不断发生政变与权变的一生,1927年以降的民生灾难,几乎都与中共领导人的维护政治安全有关,一次次的政变与权变,就是一次次的国民灾难。

  毛泽东的第一次政变,遭到国家军队的围剿,因为日本入侵中国,使中共苏维埃政权获得生存机会,并因西安事变,获得合法性,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本可以致力于政治合作,使中国进入民主共和宪政时代,中共在其宗主国苏联的支持下,一意为了自己的共产政治,不惜内战牺牲数百万战士与百姓的生命,推翻了亚洲最早、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华民国。第一次政变获得成功。

  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政变,不计算1927到1945年期间内战伤亡数,仅1946到1950年的内战,就造成了近千万人的直接伤亡,政治代价则使中国失去了民主宪政的和平进程,国家痛失政治文明现代化的千古良机。

  中共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是一次革命性的政变,而毛泽东从井岗山到长征,从延安整风到中共建政之后,在体制内,则进行了一系列的权变,譬如将党支部建到连队上,使军队直接服务于中共政治意识形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时面也出极权,毛泽东的内部权变,也是依赖的是自己对枪杆子的控制与影响力。毛泽东通过控制枪杆子,一系列权变成为现实,对陈独秀的开除,对张国涛的排挤,对王明的打压,对整个延安知识界的整肃,然后由刘少奇抬出一个毛泽东思想,完成了毛作为中共核心权威的神圣不可颠覆的地位。忠于毛泽东的政治派系(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彪、康生、江青),也因此诞生。

  打天下之时,毛泽东在体制内外,均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同盟,到了坐天下之后,他将通过一系列的政变与权变,重建自己的核心政治派系与统一战线。

  三、建政之后毛泽东的权变与政变

  毛泽东第二次政变是将联合政府变成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不仅政协的地位下降(虚置),政协的政治权力让位于全国人大,而全国人大的代表完全由中共控制,即便如此,人大代表作为中共的政治花瓶地位是象征性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中共表面上的合法性,中共的党代表地位则更高(当然,党代表也只是中共高层的政治工具)。

  1957年6月1日《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的会议发言并被公开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认为中共已将共和国演变成“党天下”。储安平是第一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共和国已被毛泽东政治集团所蜕变。

  当党国的阳谋被人识破之时,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开始,数百万知识份子被打压、迫害,失去发声的可能。

  毛泽东政治集团的政变,以一系列权变为基础:改变(剥夺)农民的土地权,改变(剥夺)工商业者的经营权,改变(剥夺)民主人士的发言权,并通过庐山会议,又剥夺了中共内部的批评权,毛泽东的个人威权获得进一步维护。

  毛泽东的每一次权变,都是在剥夺整个社会或异已者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而毛泽东的每一次政变,都伴随着国民的巨大灾难。

  毛泽东的中共推翻民国,其过程造成上千万国民伤亡,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的权变与政变,直接迫害的伤亡人数数以百万计,而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国民,则达四千万左右。民主的代价是选票与选举过程中的巨额资金投入,而不民主的代价,则是千百万人头落地,为权变与政变血祭。

  毛泽东的第三次重要政变,就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目标是刘少奇,剥夺其国家主席职务,以使党国政权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整个中共的元老阶层悉皆被迫害或流放(只有极少数元老幸免于难)。

  这一次是全民性的一次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对整个知识界、对中共元老阶层,全面打击、破坏与迫害,为什么会发动如此近乎毁灭性的大革命?与前二次权变一样,是毛泽东的核心政治地位受到威胁,五十年代毛的极端路线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百姓非正常死亡,刘少奇等人要向毛泽东问罪。这一次权变,已升格到一次政变,是毛的派系对中国共产党整个体系的一次成功颠覆,而这次颠覆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是毛泽东掌握了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整个军队都向毛效忠,二是毛泽东成功利用了年轻人的政治热诚,让年轻人的造反、叛逆精神得到渲泄,毛泽东炮打了中共的另一个司令部,另立中央,建立了自己的文革领导小组,在保证自己的政治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让自己的派系得以建立,培养了未来的政治接班人华国锋、江青、王洪文等,而政治元老或被流放,或迫害致死,对毛的派系难以构成威胁。

  文革过程中,毛泽东还制造了林彪事件,使毛的政治派系更为稳固,没有异已的重要人物。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发动了最后一次权变,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外加批周公(影射周恩来),打击了重出政坛的邓小平之后,准备打击周恩来,为江青等政治接班扫清最后障碍。

  人算不如天算,毛氏的机关算尽,也改变不了历史新政变的进程。中共政制下,任何派系都难以绝对保证自己的政治安全。如果有江青等人的政治安全,就不可能有邓小平们的政治安全,反之亦然,毛泽东文革主力、毛泽东核心团队,被华国锋等人的政变“打倒”,并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毛泽东的遗体与毛泽东的天安门画像,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却超然地拥有了“政治安全”,这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真的神圣伟大,而是因为他可以成为邓小平的精神屏障,毛思想是中共的灵魂,中共体制内没有力量替换这样的政治幽灵,所以只能充当圣物,以护卫中共的血旗。

  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没有破产。拥有“政治安全”,有毛思想的安全,就没有异见者的政治安全,所以中国的政治难以进入文明与安全状态。今天回顾与梳理毛时代的政治安全与政变及权变,是为了对照当今中国的现实,习近平现在正重演毛泽东的套路,为了党国的政治安全、为了派系的政治安全、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穷极一切手段,通过一系列的权变,甚至可能的政变或所谓的平息政变,来改变中国政治版图。限于篇幅,习中央的权变与政变,将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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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分析,常会发现,还是中国本土学者明白得多,至少知道问题在哪里。引起我这感触的是两条消息,一条消息是最近在中国媒体上刷屏的“黑天鹅”与“灰犀牛”;另一篇是路透社8月24日消息,该消息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即将开始为一带一路融资成百上千亿美元。由于沿线国家多高风险国家,或引发全球金融系统风险。

  如果看看近几个月中国的经济决策关注的焦点,就会知道前者是真实存在的危机,后者至少在现阶段是个假议题。

  中国早知“灰犀牛”的存在

  最近,中国媒体讨论经济问题时,“黑天鹅”与“灰犀牛”两个词汇频现,原因是7月17日,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而这两个名词源于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为一本书写的序言,标题是《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

  刘鹤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的几个官方身份,而在于其传说的身份:习近平最信任的经济智囊。在中国,上达天听这个身份很重要,外国人很买帐。

  2016年,西方媒体频频使用“黑天鹅”一词来形容英国退欧与川普当选,人们也许不知道该词典出8年前一本书,但都知道“黑天鹅”指代不可预测的小概率事件。“灰犀牛”究竟指代何物?在同类文章中,《比“黑天鹅”更可怕的“灰犀牛”到底是什么》大概是解释中国有哪些“灰犀牛”最精炼的一篇。

  该文先交待了出处:“灰犀牛”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古根海姆学者奖得主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此前,他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界定:“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而“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该文接着指出中国有三头“灰犀牛”,离其冲击力爆发的时点越来越近,其中,房地产泡沫毫无疑义是中国那头最大的“灰犀牛”,符合世界所有房地产泡沫的两个特征:一是周期长,一轮大牛市超过10年;二是泡沫破裂时地动山摇,犹如雪崩和泥石流,逃生非常困难。第二头“灰犀牛”是“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引发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动荡。第三头“灰犀牛”是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官方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不良贷款或关注类贷款两类贷款共5.3%。

  “灰犀牛”当然不止这三头,但与这三大事涉全局的问题相比,地方债务、理财产品危机都要算是枝节了,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翻查我从前年开始发表的经济类文章,一大半都是分析这几大问题,但需要指出,银行不良资产率远比中国官方承认的要高。

  中国银行业早已形成巨额坏帐。围绕中国银行系统坏账水平的估算和争议从未曾间断过,尽管官方数据称,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约1.4万亿元,不良率1.75%;但外国同行的估算却高得多。2016年2月对冲基金黑曼资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凯利·巴斯(Kyle Bass)曾指出,中国银行业的资本亏损可达3.5万亿美元(约合23万亿人民币)。今年8月,前惠誉金融分析师朱夏莲(Charlene Chu)在最新报告中估计,到今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51万亿元人民币(合7.6万亿美元),这个估算数字意味着坏账比例为34%,是中国官方承认的不良贷款率5.3%的五倍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6.8万亿美元。

  “一带一路”引发全球银行系统的风险不大

  路透社8月24日的消息,信息源是匿名消息人士提供,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即将开始为一带一路融资成百上千亿美元。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一些是国际上风险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学者认为,有大量的工程可能面临不可预测的问题。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副总裁孔弼永(Bj?rn Conrad)认为,中国国有银行业的风险无疑也会是全球银行系统的风险。

  听起来似乎是个问题,但如果了解今年五月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的情况,又对北京现在限制本国资本对外投资,在民营企业家当中,抓了吴小晖,并让王健林表态今后要将资本留在国内,就会明白这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值得存疑。

  今年5月中,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尽管这个为期两天的高峰论坛规格很高,但从“一带一路”提出至今已逾三年,中国的外汇钱袋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年前提出这一计划时,中国“钱多”;在推行过程中,中国却变得“钱少”。“钱多”时节,中国政府低估了资本外逃的巨大潜力;当外汇储备减少了四分之一后,政府看紧了“钱包”,再也舍不得“掏银子”了。这就是北京峰会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杂志官方微信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要点是: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必须借助市场力量,以市场化融资为主,积极发挥人民币的本币作用,以撬动更多的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

  这话说白了就是:一、今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出资方不只有中国,还得有接受投资国的企业或者机构出资,风险共担;二、中国投资将以人民币为主,不再大撒美元了。既然中国为了保外汇储备,要控制对外投资,也就意味着暂时不会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大撒钱,要撒,是人民币,还得合作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因此,由于中国方面的“软预算约束”而引发全球风险的可能就大大降低——除了合作方愿意接受人民币本币投资、并共同出资。

  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1-6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7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6.1亿美元,同比下降3.6%。非金融类投资当中,应该包含实物投资,比如基建大量需要的钢材、水泥等各类建筑材料。

  目前,各国接受人民币投资的可能性不大。我在《人民币国际化为何事与愿违?》(VOA,2017年4月4日)一文中,曾分析过人民币入篮之后,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不受青睐,人民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仅有1.07%,仅及SDR中人民币的份额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比不升反降,2017年2月8日路透报道,英国渣打银行公布的一项专有指数显示,2016年,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使用量减少10.5%,在12月降至29个月低位。

  中国的经济风险对全球影响会有多大?

  法国兴业银行在2016年第四季度研究报告中用“五只黑天鹅”表述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的风险,指出中国是G5 国家中“纯经济”风险较大的一只“黑天鹅”:房屋大量过剩,高债务水平和不断出现的不良贷款问题,使中国存在20%的“硬着陆”风险;另外,“经济结构改革不足”使中国经济存在“失去十年”的重大风险,这一概率高达40%。

  这种担心非常普遍。2016年11月17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他对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一是记者问“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的回答是:“不会。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在回答记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状况,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改革时,克鲁格曼的看法是,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在政治开放领域已经向后退,到那时可能会退得更多。

  中国的现实证明:克鲁格曼的预测是正确的: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将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官方现在强调,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不是小概率事件,目前唯一想做并务求做到的是危机控制。换言之,即“灰犀牛”必然要来,一是通过管控为这头牛套上牛轭,二是通过管控,让三头巨型“灰犀牛”不要一齐冲撞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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